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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语气变得更加圆融，更具平衡感，显示出组织部门通盘考虑的思维惯性：

    “但是，李书记，话又说回来，”关柏的目光变得更加深邃，似乎在回顾一段漫长的时光，“我们看待一个干部，特别是像王海峰这样在纪检战线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同志，不能仅仅……”

    “或者说，不能完全只看一时一地一岗上的表现。”

    “尤其是不能只看他面临最大挑战、最大阻力的那段表现。”

    “要用历史的、辩证的、发展的眼光来看待。”

    他刻意放缓了语速，字斟句酌：

    “王海峰同志，十八岁就进入纪委系统，从最基层的普通干事做起，写材料、搞调查、做案卷，一步一个脚印。”

    “下过乡镇驻点，蹲过案子专班，管过信访接待，也负责过宣教工作……可以说，他把整个青春和精力，都献给了咱们的纪检事业。”

    “这一路走来，没有功劳，那也得有苦劳吧？”他看向李立锋，眼神中带着一种似乎希望唤起他某种理解的情绪。

    “几十年的风风雨雨，他经手协助办理的大小案子有多少？”

    “配合过省里市里多少次专项巡视督查工作？”

    “虽然可能没有太多被大书特书、轰动全市的大案要案经办经历，但数十年的积累，他对地方纪检工作的特点、难点、程序，对基层情况的熟悉程度，尤其是对处理那些看似微小实则牵涉民生、易引发群体矛盾的基层矛盾的经验，是非常宝贵的。”

    “这不是刚上来一两年的年轻干部能够轻易具备的。”关柏的语气中带着一种对“资历”的强调。

    他继续深入“苦劳”论的核心：

    “更为重要的是，组织培养一个像他这样能在县处级关键岗位任职的干部，是不容易的。”

    “投入的时间、精力、培训资源都不计其数。”

    “他是组织悉心培养起来的‘子弟兵’。”关柏加重了这个特殊称谓的分量。“对待这样的干部，当他在某个位置上，尤其是在客观环境特别困难、积弊特别深重的情况下，未能完全达到预期，甚至表现出一些不适应时，我们首要考虑的，是不是就该是一棍子打死、彻底否定、简单粗暴地撤职换人？”

    他自问自答，答案显然是倾向于否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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